我想了很多很多，我想到了导师李佩先生。她被誉为“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”，是我国“两弹一星”功臣郭永怀先生的夫人。为建设新中国举家回国。他的丈夫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，也是澳门赌场力学所第一任所长，为我国成功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殚精竭虑，献出了生命。飞机失事的那一刹那，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，夹在两人身体之间的机密文件完好无损。可是，两人的身体却无法分开，只能合葬。唯一的女儿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一家三口只留下李老师一个人了。但是，李老师还在教学，还义务为学生补课，我研究生一毕业，她就带领我一道去了北大芍园参加阅卷工作，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博士生的CUSPEA项目选拔人才，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？
导师的崇高信念和人格风范给了我莫大的支持，我别无选择：只有面对现实，选择坚强，从头再来！
我像个孩子，在父母的帮助下，学穿衣、学吃饭、学走路。用盲杖探路，走着走着，竟把自己给绊倒了。用吸管喝饮料，一低头，吸管却戳伤了眼睛。现在大家看着我戴着眼镜，不是为了装饰，而是防止眼睛再受外伤。可我从不戴墨镜，那是因为我还想留住昨天，留住用目光和大家交流的习惯。我不肯告别阅读，不能看书，我就听书，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。不能写字，我就学盲文。可是，30岁的我，盲校不收，只好通过电话向黄佳妮老师请教，从ABC开始摸起。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！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cabbage，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——每个字母c-a-b-b-a-g-e摸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不解其义。一个英语教授尽然不知道“大白菜”这个词！过去的我，可是一目十行啊！
我有一个梦，我还想教书。可是，重返讲台谈何容易。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：“爸爸给你当拐杖！”就这样，失明19年，6000多个日日夜夜，冬去春来，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，坐公交、挤地铁，辗转到教学楼，风雨无阻。有几次在地铁换乘站上车时，由于人多拥挤，一不留神，我一脚踩空，陷进了车箱和站台的空档，腿磕破了一大块。父亲慌忙把我拽起，问我伤着没有，我强忍着疼摇了摇头说：没事，没事。
早上8点，我准时在教室迎接我的学生们，他们哪里知道，为了不迟到，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了。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，学生们不会知道，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。我采用多媒体教学，学生们也不会知道，操作台的触摸屏上被我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。新学期上第一堂课时，我总要尽量多提问，学生们更不会知道那是我在用心记住他们的声音。当他们从报纸上电视里得知我的情况时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再次面对我，学生们潸然泪下。教学评估中，博士生们给我打了98分。他们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：我们无法用恰当的言辞来形容您的风采。您的内涵如此丰富，您的授课如此生动，在获取知识外，我们获得了乐趣和做人的道理……。
顺便说一句，写这句话的博士生班长，今天就在现场，他就是为我们重庆争取到多个国家项目的中国科技电子集团公司第44研究所罗木昌博士。
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《小杨教书》中写到：“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……优美的语调，优美的手势，优美的笑容，让平凡的教室洒满了圣洁之光！”
我还想写书。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，苦战数月，书一本本地出版了，有《研究生英语写作》、《研究生英语阅读》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。导师李佩先生亲自做序，并称“这是一部非常好的、令人起敬的著作”。
我找回了自信，看到了光明。
